@游识猷：一篇有意思的论文，讨论国内的单身青年 (不包含离异、丧偶的单身青年)。
📍2020 年 20～49 岁单身青年规模持续扩张，在同年龄组青年总体规模下降 6.31% 的情况下逆趋势上涨，达到 1.34 亿人。
📍35～49 岁组单身青年规模增长明显，男性相较 2010 年上涨 30.80%，女性上涨 122.42%，总规模达到 1370.47 万人。
📍我国单身青年的规模逆势增长，几乎所有年龄段的单身青年比例都在上升，青年处于单身的时长翻倍，且单人立户水平也在提高。
但如果横向对比，2020 年我国 45～49 岁处于单身状态的青年占比仍然很低（仅为 2.98%），即便扩充到 35～49 岁占比也仅有 4.5%，远低于同期的欧美以及同属东亚文化圈的韩国和日本。
📍35～49 岁的未婚男性构成了该年龄段单身青年的主体（73.54%），在 2020 年其人口规模超过了 1000 万，相较于 2010 年增长了 30%。在这一年龄组中，又以小学及以下受教育程度的单身男性为代表。该群体占比最高且持续增长，体现出婚姻挤压强度的持续增加。
📍单身可分为 “被动单身” 与 “主动选择”。
📍就 “被动单身” 而言，婚姻挤压的严重性与受教育程度呈反比。
最严重的婚姻挤压发生在小学及以下学历的单身群体中，且相较 2010 年整体有所恶化。
就 20～49 岁的单身青年而言，城乡性别比分别从 2010 年的 242.8 与 288.3 上升到了 2020 年的 297.0 与 474.5，性别失衡情况加剧。
📍20～49 岁本科及以上学历者，性别比则首次出现 “女多男少” 的情况。
35～49 岁城镇研究生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的性别比最低（81.7）。
“女多男少” 的性别比体现出另一种形态的婚姻市场失衡。
📍随着婚姻稳定性的下降，以及劳动力市场竞争的加剧，青年人面对有所极化的劳动力市场与缺乏福利保障的家庭政策，出现了风险规避的转向，即优先投资看得见回报与受益的职场，而非家庭 。
📍单身青年的就业状态和就业质量整体弱于青年总体。
这体现出就业和经济因素对青年进入婚姻的筛选作用，即工作更稳定的青年更有可能进入婚姻。但该作用主要体现在 35 岁以下的青年中。
35 岁以上单身青年就业质量存在两极分化，但整体水平逐渐接近于青年总体，表明 “主动选择” 型单身青年比重的增加。
📍第一，在以经济依赖为纽带的家庭中，青年总体的财富情况整体优于单身青年，婚姻与财富的关联得到进一步肯定。
第二，在不同财富类型的内部，房屋、存款与耐用消费品等稳定性较高的财富在单身青年中的劣势更大。
📍单身青年内部的财富由高到低排序情况依次为城市男性、城市女性、农村女性与农村男性。
相较而言，单身农村男性的财富状况同比最低，凸显了其相对劣势的经济境况。
📍在单身青年内部，女性相较于男性、城镇居民相较于农村居民均呈现了更低的未来信心与主观感知。
📍在居住方式上，单身青年独立性提高，单人立户水平上升，但存在城乡分化。
在 20～34 岁组中，城乡女性的单人立户水平小幅上升，分别达到 32.48% 与 7.25%，展现了女性独居实践的兴起；
在 35～49 岁组中，城镇青年的单人立户水平进一步提升，男女两性的单人立户水平在 10 年内分别提升了 2.13% 与 6.83%。
与之相对，35～49 岁农村青年一人户的占比却有所下降。
城镇单身青年变得更加独立于原生家庭，但农村单身青年反而在居住上更依赖原生家庭。
📍与青年总体对比，城乡单身男女在同婚姻家庭相关的取向上展现了更低的期待，在生活取向上则有较高的期待，总体上呈现了一种 “弱家庭、强自我” 的偏好。
唯一的例外体现在农村男性对生活的期待较低，这或许体现了农村单身男性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相对的劣势地位。
📍单身群体内部存在显著的性别模式。
城市中两性差值最小的为事业取向、差值最大的为亲子取向，
农村中两性差值最大的依次为亲子取向、生活取向。
正如既有研究所发现的，在对待婚姻的态度上，男性延续了对家庭、亲子关系的重视，而作为婚育主体的女性，则更担忧自我发展与家庭事务的平衡。
📍就整体而言，单身青年参与各项闲暇活动的频繁程度要高于青年总体，但都钟爱上网。
相较而言，单身青年在偏家庭性活动的项目上（如看电视 / 碟片、做手工等）投入程度低于青年总体，更偏好自我提升与放松的项目（如参与体育锻炼），以及常见被用以界定个体文化资本的活动（如参与音乐会、展览、读书等）。
📍一方面，相较于青年总体，在参与社交活动、心情低落需要陪伴等情况下，密友对单身青年的意义更为重要。
另一方面，家人仍然是单身青年重要甚至是不可或缺的支持来源。在个体最为脆弱的时候，如生病卧床或无法独立完成家务事项时，家人依然是 87.64% 与 74.95% 的单身青年最可能得到帮助的来源。
📍对于 “单身社会” 的担忧主要来自三个方面。
一是有意愿进入婚姻却不能的单身青年。这部分人群不仅包括受到婚姻挤压，面临着高额婚姻成本而无法负担的弱势群体，也包括受困于滞后的家庭性别分工与激烈劳动力市场竞争的女性。
如何解决既有的性别、年龄与单身歧视，改善个体的生活处境，是面对初婚推迟、人口形势变化需要直面的问题。
二是正处于单身状态的青年人。如何避免因过分原子化而导致的相互孤立，这不仅需要增强单身青年独自生活的能力，还需培育出彼此支持的公共文化，使得单身青年可以依赖各类场所与多元服务展开社交，从而满足其内在的联结需求。
三是单身青年内部的社会分化。既有文献指出，我国越发同质性的婚姻匹配模式，正在强化当前的财富不平等，并持续抬高婚姻的准入门槛。弱势群体或将承担社会向下流动的不利后果，并加剧社会不公平与社会阶层固化的风险。
李婷，郑叶昕。中国单身青年的规模、特征及其演进态势 [J]. 中国青年研究，2023 (09):5-15.DOI:10.19633/j.cnki.11-2579/d.2023.0105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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